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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月红

博物馆数字化建设起步阶段，工作重心多集中于数字采集、三维建模和线上展示方面。随着智慧博物馆建设持续推进，资源采集和平台搭建逐渐成为基础性工作。采集之后如何整理，平台建成后如何持续产出有价值的内容，数字资源能否真正进入公众文化生活，成为亟待回应的核心命题。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2025年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开展教育活动58.3万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面对庞大的公共服务体量，评判博物馆智慧建设成效不能仅以数据体量、平台规模作为标尺，能否梳理盘活数字资源、建立资源内在关联，并转化为通俗易懂、引人共鸣的文化叙事，考验着博物馆的核心专业能力，数据策展人这一角色也因此走向前台。

数据是基础，但数据本身并不等同于内容。展品、影像、口述史、地方记忆、非遗记录，如果未经整理仍只是零散材料，如果缺少阐释也难以成为公众理解的知识。那么，数据策展人是什么角色？它并非取代传统策展人，而是策展职能在数字环境中的延伸：策展对象从一件件展品扩展到一个个数据，工作场域从展厅延伸到数据库和线上平台，而“以专业判断把资源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的文化内容”这一内核不变。它也不同于侧重存储维护的数据库管理员、侧重系统实现的技术人员、侧重传播触达的新媒体运营——后三者各有所长，却都不直接负责数据背后文化关系的判断与阐释。数据策展人正处于多项业务的交汇节点，推动冰冷的数据跳出编号、标签与链接的局限，为展览策划、知识解读、公共文化传播提供支撑。

这一岗位的专业能力由多重素养共同构成：一是文化研判能力，对藏品、技艺、记忆背后的脉络与价值作出取舍；二是数据与元数据处理能力，实现各类数字资源的标准化标引、分类与关联；三是语义组织能力，把零散记录组织为可检索、可关联、可复用的知识，支撑知识图谱等应用；四是版权与伦理把控能力，厘清授权、隐私与导向的边界；五是公众话语转译能力，把专业内容表达转化为公众看得懂、可使用的文化叙事。人工智能辅助检索、算法推荐和内容生成等工具提高了效率，但内容是否准确、导向是否稳妥、版权边界是否清楚，仍离不开专业人员的严格审核把关。

当前，一些博物馆已形成丰富的数字化成果，但持续运营和有效转化能力仍显不足。有的资源长期停留在数据库中，难以服务展览和教育；有的平台建成后内容更新乏力；有的数字展示重视觉、轻逻辑，形式较新而文化沉淀不足。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不在于硬件设施水平，而在于数字资源未能深度融入博物馆日常业务链条。我们也应看到，数据策展人走向前台，本身会带来角色与权责的重新调整，需要在既有的研究、保管、技术、传播岗位之间重新划定边界，也需要相应的资源投入和制度安排，但这一过程不会自动完成。

数据策展人能力的形成离不开真实业务场景历练，也需要制度层面的培育支撑。从岗位设置看，可在数字化或信息化部门设置相对独立的数据策展岗位，明确其在资源整理、内容把关和知识更新中的定位；从人才培养看，高校文博、信息管理与数字人文等专业可与博物馆共建实习实训和联合培养基地，让文博人员熟悉数据标准、技术人员理解展览叙事；从考核评价看，可探索数据策展的能力标准，把“资源能否被持续整理、关联和使用”纳入智慧博物馆评估指标。敦煌研究院的资源开放、故宫博物院的知识图谱与数字孪生实践都说明，博物馆的“智慧”不只体现在展厅和屏幕上，也蕴藏于资源组织、知识流动与运行管理之中。

智慧博物馆建设最终要回到文化本身。技术可以拓展展示边界、提升管理效率，但真正具有长久价值的，是经过理解、组织和阐释之后的文化内容。数据策展人走向前台，标志着博物馆数字化正由资料留存转入深度利用。展览形成的研究成果、数字资源和公众反馈，可以继续服务教育活动、学术研究和社会参与，成为不断积累的知识资源。平台和数据库中的资源不会自动产生意义，唯有在持续的整理、阐释和使用中，才可能成为公众看得懂、用得上、愿意参与互动的文化内容。

（作者系华夏文化促进会副会长）

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