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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是刘海粟诞辰130周年。作为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和现代艺术教育的奠基人，刘海粟毕生致力于探索中西艺术融合的路径，并通过“对应”“对接”“对话”推动了中国艺术的现代转型。本版特约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中心主任郑工撰写文章，以史料为基，梳理刘海粟的思考与实践历程，探究其对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启示意义。

  郑  工

百年前，中国新美术运动涌现出不少弄潮儿，刘海粟是其中之一。他以中西合璧的艺术实践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审美疆域，不仅成就了其个人艺术的高度，也拓宽了中国艺术面向世界的视域。

20世纪初，中国画坛围绕改良与变革展开激烈的争论。1919年，刘海粟发表《画学上必要之点》一文，强调破成法而提精神。如对印象派、新印象派、写实派与自然派，以为“其施色之自然配合，用笔之特具创造，无不各本其天性所感触自然之景象而来”。他倾向于新派的自由表达，其理论是，无拘无束无“压迫”，天机活泼，真趣盎然，才不失其美，否则，循规蹈矩，左抵右触，前桎后梏，“久而久之，已成积习，师长之一笔一点，类皆肖矣，然后再进而学其一种皮相习派，加以师之赞许，而于不知不觉中造就其一种习惯上强制的技能，自夸为有渊源有出身有派别之画家矣。” 

1922年，汪亚尘说得更透彻：“我们采用西洋艺术的长处，就是在材料上面，因为油画材料有永久性。至于表现方面，尽可依东方的风俗、民情和自然等努力发挥。”（《中国艺术界十年经过的感想》）。

 外滩风景（油画） 97×163厘米 1964年 刘海粟

具有表现主义倾向的画家，大都手持两支笔，毛笔和油画笔，同时介入国画创作和油画创作，在实践中摸索试验。作为美术教育家的刘海粟，同样意识到中西绘画如何融会贯通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绘画材料与话语系统上如何变通，如何以“表现个体意志”为目的，在写实的学院派艺术与表现的先锋派艺术之间找到衔接点。

刘海粟重新检讨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发现“国民教化的发达，如果有智的倾向，能表白民族有强健的思想；但从智性所产的艺术却令人感觉有冷淡的性质。科学以理智为最上的权威，艺术却不然。他是以超越理智、能发露本来的美性为贵。”他很想彻底地发露艺术表现中的非理性因素，与科学分道扬镳。后来他提出了中西调和应坚守的两项原则：第一，不能东抄西袭地改造；第二，新旧是相对的。不盲从，有个性。这两项原则的共同基点，就是“真实、自然” 。他认为中国的艺术要艺术家自救，要抱定“自由发展的主义”，从个人走向群众，实现艺术化的社会。

刘海粟不再逗留于写实方面，不再勉为其难地努力，他可以在“表现主义”新派旗帜下，施展他的才华。1923年3月，他发表《艺术是生命的表现》，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只有创造的艺术才有生命。对此，刘海粟只强调一点，即“感觉”——由感觉而表现，由感觉而生情。所谓的“感觉”就是“直觉状态”。不知他是否接触过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是否对克罗齐的“直觉说”有过详细的阅读并获得足够的理解。但他仅仅凭借个人的感觉就已经兴奋了，因为尼采的酒神“提奥尼索斯”艺术和日神“阿波罗”艺术之分类，容易使中国画家有着重新发现自我的异样激动。刘海粟注重自我内心的情感体验，所以，他说：“我晓得绘画就是创作的动机纯在直觉里面，表现出自己的生命来；倘使没有生命，即使大规模的铺张起来，也没有什么意义。”（《艺术是生命的表现》）

我们几乎未见刘海粟创作过什么大题材的绘画，他的创作就是面对对象的直接表达——离开具体的对象，他的感觉也没有了，创作激情也没有了。他的感觉，他的激情，他那生命的表现，全在于点线之间运行。这样的艺术观念，自然使他贴近了历史上的文人画，认为宋之院体派的画“有工艺的价值，而没有艺术的精神”，而元四家将宋院体讥为“匠画”，实在不错。他拜康有为为师，但不沿袭康有为的观点，而将视线转到了清初八大、石涛及石谿，以为在他们的画面上，一丝之隙，一分之地，极微妙的明暗间，都有精神存在。刘海粟恍若天马行空，不谈绘画的技巧，与徐悲鸿的艺术观点或创作实践均构成鲜明的对照。他认为理性分析与公式化的定理不是艺术的方式，艺术是表现不是研究，而表现是人的本能也是天性，但进入自觉的状态必须有修养。所谓艺术的“研究”，不过是修养的积累，是在不自觉的过程中获得自觉。百年前的刘海粟，面对以批判为先的“现代化”浪潮，在文化转型的关键点上，反对排斥自我的文化趋同，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以“对应-对接-对话”的方式，体现他的自由精神。

如何“对应”？即以去差异化的方式，寻找中外美术在精神表达上的共通点，直指人心，以“共情”的方式，避开了知识问题的纠缠，不纠结于“写实”抑或“形式”。如何“对接”？即在不同文化相遇时，寻找中外美术在话语表述上的衔接点，抓住词语，以“共鸣”的方式，避开了体用问题的纠缠。如何“对话”？即以不同媒介呈现时，寻找中外美术在思想观念上的碰撞点，关注语境，以“共在”的方式，避开了话语权属问题的纠缠，不纠结于“主体”抑或“本体”。那么，这三点在当下美术变革实践中又具有怎样的启示意义？还是让我们重新寻找“出发点”，即从“我”出发，走向大众领域；从“心性”出发，应对科学挑战；从“表现”出发，询问艺术的原创力及创新性。而这些，确实需要跨文化思维。

由此，刘海粟直接转换了中西绘画观念上的矛盾与冲突。他用“对应”方式，在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之间建立了一条顺畅的通道，抓住了“表现”形态问题，并在纷乱复杂的现代现象中，以最贴近自身的方式处理眼前一切。刘海粟的艺术实践启示我们，如何在深刻理解自身文化精神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怀吸纳外来精华，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新艺术形态。

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