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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海红

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时，不少考生和家长发现，今年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出现了一些亮眼变化——复旦大学增设考古学专业，四川大学增设文化遗产专业，首都师范大学增设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这些新增专业集中落地，折射出文博类学科迎来怎样的发展格局？

当前，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下，我国文博事业发展面临重要机遇。自2022年教育部将“文物与博物馆”拆分为“文物”与“博物馆”两个独立的专业学位类别以来，文博类学科建设进入系统调整探索期，2024年教育部公布的自主设置学科名单中，以“遗产”命名的二级学科与交叉学科达20余个。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正通过系统性的学科扩容与模式创新，为行业发展打造坚实的人才“蓄水池”。

构建各有侧重的

系统学科框架

高校文博类专业的增设，对应的是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对人才的结构性需求。长期以来，文博行业面临的人才困境，不只在于总量不足，更在于人才能力结构与实际岗位需求之间的落差，培养口径与行业的综合用人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断层。对此，各高校基于自身的学科积淀和办学定位，展开了各有侧重的探索。

依托40余年的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专业建设，复旦大学今年增设考古学本科专业，提出“文理交叉”的培养方案，开设“本博融通”培养项目。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郑建明介绍，复旦大学考古学聚焦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三大核心领域，构建了“田野为基、科技为翼、文理融合、本研贯通”的培养特色。

基于当前国内油画修复领域人才不足的现状，首都师范大学依托美术学院的学科基础和成果积淀，增设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以“艺科融合”理念构建“艺术实践+科学检测修复技术”融合教学体系。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孙涤介绍，该专业将构建艺科与理科的交叉融合，协同跨院校、国际化资源，形成具有特色的油画修复产学研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兼具艺术素养、科技能力与国际视野的复合型油画修复人才。

四川大学新增的文化遗产本科专业，依托西南地区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和学校在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深厚底蕴，聚焦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开发及活化利用，培养“知历史、懂遗产、会技术、精数字、能管理”的专业人才。

不难看出，学科设置不是传统的院系划分，而是以行业实际需求为牵引，逐步构建起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学等各有侧重的系统学科框架，各专业之间既有明确分工，又在知识体系上相互渗透，共同满足文化遗产事业的发掘、修复、研究、展示、利用等全链条需求。

培养应对复杂问题的

复合型人才

学科边界的打破与交叉融合，是文博类专业调整的内在特征。过去，考古、文物保护、博物馆等专业往往在各自的学科框架内运行，人才培养模式相对独立。近年来，一种基于行业发展的学科整合思维正在形成，推动着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的“复合型”变革。

从课程设置来看，复旦大学考古专业除了开设中国考古史通论、田野考古学等传统课程外，还加入了分子考古、AI考古、同位素分析等前沿科技课程，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人工智能等学科的知识体系引入考古学课堂。郑建明介绍，学校组建了“史前考古”“历史时期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田野考古实践”五大核心教学团队，搭建起“理论学习—田野发掘—实验分析—文物保护—成果转化”五位一体的培养体系，重点强化学生田野考古实操能力与科技考古应用能力，着力培养兼具传统考古素养、现代科技思维、跨学科应用能力的复合型考古人才。

北京大学也在酝酿更大范围的整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透露，该校曾计划在交叉学部设立“遗产保护学”，下设“文化遗产学”和“自然遗产学”两个分支，将考古文博学院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城市与环境学院的世界遗产研究中心等力量加以整合。尽管这一计划因一些客观原因暂未落地，但已说明该校在打破院系壁垒，将分散的科研资源纳入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框架方向作出的努力。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的课程涵盖经典作品复制与材料研究、修复理论与实践、中外古典绘画比较研究、无损探测基础等，对油画领域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有系统指导意义。

这种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不仅体现在学科整合和课程设置层面，更延伸至人文价值的深层探讨。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段勇对学科边界拓展的学理逻辑有自己的分析，他认为，从“文物”到“文化遗产”，概念内涵的扩展揭示了价值认知的嬗变——从关注遗产本体所承载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转向对文化系统整体性与延续性的把握。在他看来，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对象是经过历史沉淀、价值遴选、具有保护意义的特定对象，其认知已从“物的保护”向“文化保护”、从“静态保存”向“活态传承”、从“精英叙事”向“社群主体”转型。这意味着，当下的学科建设不仅要教会学生如何修复一件器物，更要引导他们理解这件器物如何与当代社会、普通民众建立有意义的联结。

这一理念体现在多个高校的办学实践中。从北京大学在考古文博学院开设文物保护与科技、文物建筑两个本科方向，到清华大学的建筑学院将空间信息技术应用于大遗址保护研究，这些高校尝试将传统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信息技术等学科进行深度嫁接，培养能够应对复杂文化遗产问题的复合型人才。

缩短从“学位”到“岗位”

之间的距离

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成效，最终需落在有效对接行业实际需求上。长期以来，高校培养与一线实践之间的衔接错配，是行业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近年来，各高校在实训机制设计上加大力度，以缩短从“学位”到“岗位”之间的距离。

校企、校地共建实训基地，逐步成为学科建设中的基础配置。复旦大学拥有国家级考古发掘资质，并与安徽等地签署共建协议，打造标准化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在校内，科技考古实验室群已初具规模，为学生提供了“田野实操—实验室分析”的闭环训练环境。学生进入课题组、参与田野发掘和科技考古实验，是培养科研思维与创新能力的一大路径。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文生介绍，国家文物局在该校设立的“空间信息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研究”重点科研基地，将空间信息技术运用于大遗址保护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相关研究，为学生提供了直接参与重大课题的通道。

这些实践表明，文博教育正在通过田野发掘、空间技术应用、数字化保护等手段，将科研项目融入教学环节，让学生在校园里就开始为突破行业难点、堵点做准备。

以学科建设

支撑“系统性保护”

在部分学界专家看来，当前的专业扩容与学科重组，正在为一个更为根本性的目标积蓄力量——推动文化遗产学迈向独立的交叉学科门类。

复旦大学教授杜晓帆呼吁将文化遗产学设立为交叉学科一级学科。在他看来，“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的要求，标志着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从单项的、技术性的保护转向整体的、系统性的治理。然而，现有的学科布局仍将相关研究分散于考古学、建筑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多个一级学科之下，难以对“系统性保护”这一综合性要求形成有力支撑。

段勇持相似观点。他认为，将文化遗产学确立为独立的具有交叉学科属性的一级学科，不仅具有学理上的依据，对优化学科结构、引领学术创新也具有深远意义。他分析，从研究对象、学科属性、研究方法、学科源流和研究目标5个维度来看，文化遗产学与考古、文物、博物馆的联系最为紧密，四者共同构成以文化遗产的认知、保护、阐释、传播、利用为核心任务的知识体系。

孙华建议，遗产保护学可整合归属于交叉学部，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2个系和自然、文化、混合3个研究中心。文化遗产学可分为保护、展示2个专业。“但需要在教育部门相关政策完善、学校层面充分研讨后，才能逐渐完善方案，推动实施整合计划。”孙华说。

再回头看高考志愿填报，当考生们在志愿表上写下考古学、文化遗产、文物保护与修复等这些专业名称时，或许尚未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个行业加速发展与学科建设探索同频共振的时间节点上。高校专业目录上的增列，背后是行业系统性发展对人才的渴求以及各大院校的探索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增设的专业目录，正是文博行业未来的人才“蓄水池”——它在为文化遗产事业“积蓄活水”，也在为那些即将踏入这个领域的年轻人，打开一扇通向广阔天地的大门。

来源：中国文化报